如果时光逆转到50年前，你知道一块上海牌手表意味着什么吗？ 上世纪60年代， “上海牌”手表在中国人眼中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年轻人对“苹果”手机的狂热。全国老百姓都以戴上海牌手表为荣：年轻人以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为荣；男女交谈也总会有意无意注意你手腕有没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上海手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一块上海牌手表俨然成为当时衡量和区分中国家庭生活质量水平的参照物。全钢机械“上海”表当时的价格为120元人民币，需要一个普通工人省吃俭用1年的时间才能买得起，即使这样却仍然供不应求。
在那个物资匮乏计划经济的年代，上海牌手表无疑是一项非常奢侈的消费。但如今，这种“中国老品牌的奢侈”已成回忆。如今，高端消费人群的手腕带着的大多是涌入市场的外资品牌，而经济不宽裕又追求时髦的的年轻人，则选择了更加便宜和方便的手机等数码产品替代了手表。明亮的表盘上，依然不停转动的时针，一圈又一圈的继续走着，似乎默默述说曾经的光辉岁月。一座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厂，也正努力在新的征程上稳步前行。上海手表，凝聚了民族轻工业的缩影，也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
现如今走在大街上，人们通常习惯拿手机当手表，一小部分佩戴手表的人多是购买外资名品。而伴随着近10年电子产品的迅速发展，手表在普通大众这里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佩戴品而已，当初那种光环已然退去。但如果让时光倒流50年，手表绝对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是一个人有头有脸的标志。
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买手表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理想。尤其是在解放前，手表仍依赖进口。解放后，国家规定进口表以北京为口岸，由中国百货总公司统一分配各地，私商不得自行采购，于是手表成了一种传说，是即使你勒紧裤腰带咱够了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的奢侈品，想买到也是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买表难给中国人民的困扰， 1955年7月9日，上海参照进口手表开始了国产手表的试制，当时抽调亨达利、亨得利、中明、中兴、东方、大光明等钟表店及其他工厂的技术人员和修理人员参与试制任务。这种创业的艰难现在看来形同儿戏，他们自制手摇小钻床，自制刀具，用电风扇头改装传动电机，用绣花针改制钻头，用阳伞骨、毛衣针、自行车车条等制造手表轴芯，用酒精灯做热处理。从7月至国庆前夕，分散加工好的150多只零件全部集中，交南京路慎昌钟表店进行装配，装成18只仿瑞士的“赛尔卡”长三针、17钻细马防水手表，至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细马手表的历史。
1956年9月，第二批制造的100只手表将商标定为“东方红”、“和平”两种牌子。但经测试，由于各参试单位按实样仿制的零部件大小不一致，合格正品只有12只，次品58只，废品30只，正品24小时的误差达120秒，因此这批手表没有上市。1957年，上海制订出中国第一套手表生产的工艺文件。此后先后共试制14批3076只手表。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正式投产，注册商标改为“上海牌”。这一年中国第一家手表厂也同时正式建成，取名为地方国营上海手表厂。同年7月，上海牌手表首次上市试销。
试销当天，试销单位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像办喜事一样，在橱窗里陈列着A581型上海牌手表样品，并介绍其性能：17钻、钢背、长三针、防水，发条开足可走36小时，24小时误差不超过60秒，保修2年，每只售价60元。第一批试销100只，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一上午办理登记的就超过1000人。
然而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大批石英表和电子表流入中国市场，国产机械表遭遇了巨大冲击。1997年，北京手表厂停产，近千名员工下岗。90年代末，又因瑞士手表的技术领先和品牌优势，大面积地抢占了国内机械手表市场，国有钟表企业开始一蹶不振，全国38家手表厂停产，大批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到了2000年，曾经备受瞩目和推崇的 “中华第一表”——上海牌手表厂也难逃破产改制的命运，走上了代工的道路为他人做嫁衣。中国手表市场急转直下后，上海手表厂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库存，手表即使贱卖到十几元钱一只也没人要。
如今，在上海僻静的榆林路上，现存最老、最正宗的上海牌表的门店依然开着，但往昔的热闹和辉煌早已不复存在，生意冷清产品打折，最便宜的上海牌机械表售价仅300多元。来自上海钟表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牌手表每年成表的销售业绩不到10万只，与顶峰时代的600万只相去甚远。工厂职工人数也从高峰时的6000多人，缩减为不到900人。 这个昔日万人推崇的“高贵”品牌，盛况不再。
不止是上海手表一家，整个国产手表都走向了没落，破产、倒闭、代工。瑞士品牌的百年历史和领先工艺几乎瞬间洗刷掉了国产手表呕心沥血写就的辉煌。今天你去问那些年轻人，大部分对北京牌、 上海牌手表已经十分陌生。他们对于手表品牌的认知几乎被瑞士手表等外资品牌垄断，瑞士人花了近20年的时间改变了中国人对手表的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定了手表作为奢侈品的游戏规则，把手表艺术演化为一种文化，一种更为时尚、高端、品质的身份象征。
生存还是毁灭，活在昨天还今天？
摆在上海手表厂面前的，是一个关乎命运前途的大问题。 这并非危言耸听。
我们把时光的指针再拨回到上世纪的最后一年，那时候，上海手表厂正值壮年，却仿若提前步入衰年，曾是“民族轻工业的骄傲”的企业，正一点点变得暗淡无光。真正面临着内外交困。
从1955年成立到1994年，上海手表厂共卖出1.2亿只手表，上缴国家利税超过52亿元，最鼎盛的那几年，每四个戴手表的中国人就有一个戴上海牌。直至今天，很多上海人还十分中意1958年第一款的A581型上海手表，不过，相比于昔日一表难求的辉煌时期，现在，这种喜欢更多的沾染了怀旧的情结。
而到了1999年的上海手表厂，似乎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芒。像全国其他37家手表厂一样，在过去统购统销模式下，产能和市场严重脱节，再加上90年代国门打开后，日本的石英表长驱而入，国产机械手表一夜之间全线溃败。那时的国内手表厂，市场恶性竞争，库存积压严重，家家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原价几百元的全钢手表贱卖到十几元还没人要。
怎么办？军人出身的倪海明憋着一口气，“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闯一条新路。”倪海明深知，几十年经验积累的上海手表唯一的优势就是技术。 他破釜沉舟运筹帷幄，在三个月内整合有效资源和人力组织了一支队伍。此时，全国38家手表厂都在生产同一种机芯，产品同质化严重，走时准确的石英表一来，瞬间国内市场就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倪海明当即决定，集中力量研发多功能机芯，走差异化道路，直接跳开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出发。
转型代工的上海表业，每年保持1000万左右的利润。这样的局面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但在对于彼时的辉煌不再的上海手表来说，活下来比活得好更重要。
倪海明这样解读上海表业的“代工模式”：“手表企业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做机芯，一种是做成表。但无论做什么，最终的竞争力都靠品牌。”他说，内外交困的峥嵘岁月里，上海表业靠出口机芯突破重围，相当于一条长腿先迈了大步。当时一个最现实的因素是，董事会要求企业当年就产生利润，“而且必须是现金。”相比于成表10-14个月的资金回收期，机芯的周转期一般只需3个月，而且40%-50%的利润率远高于成表，盯着机芯出口的代工模式，成为历史条件下的市场选择。
“不过，代工并不意味给别人做嫁衣。”倪海明说，上海表业研发的机芯走时精准，高端机芯并不亚于瑞士名表，“上海”品牌在欧美二线制表企业中已很响亮。
让倪海明信心倍增的，是上海牌陀飞轮机芯。这种摆脱地心引力的钟表调速装置，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准，此前一直被欧洲所掌握。2005年底，为了庆祝上海手表问世50周年，上海表业在人民广场举办了一次大型活动，推出50只标价十万元的陀飞轮纪
金表，一开始大家心里都没底，这么贵的定价卖得掉么？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被预定掉十几只，三个月内50只全部卖光，倪海明说：“当时胆子太小，没敢多做几只。” 实际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上海手表怎会甘心只为他人做嫁衣，对成表市场的追求和自主品牌的复兴，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信念。在内外交困、外资品牌已经强势占领市场的情况下，只有先生存再发展，厚积薄发等待一个新的世纪。怎么用好“上海牌手表”这个金字招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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