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一名中年妇女神色慌张，怀中紧紧揣着一个破旧的包裹，快步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到了柜台前，她将包裹打开，拿出了一大块黄金。
这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阿姨，你这金子少说有三斤吧？”工作人员管凤坤掂了掂金块，然后惊讶地问着。毕竟平民百姓家是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金子的。
这名妇女却敷衍地笑了笑，然后催着管凤坤赶紧办手续，说要把金块全部兑成现金。她异样的举动迅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工作人员没说别的，开始称重登记。经过询问，知道这名妇女名叫黄淑珍；称重时发现金子上有切割的痕迹。
这说明，这个中年女人家中绝对不止这一块黄金。
而且检测结果显示，黄金的纯度极高，应该是使用专业的提纯工具做的，普通人是根本做不出来的。
因此，工作人员断定，这其中一定存在有问题。
管凤坤借故离开，暗中把这个情况通知了管理人员。为了稳住黄淑珍，她还按照正常流程给金块估出了价值，大概是两万三千元。
听到这个数字后，黄淑珍十分开心。
毕竟这笔钱在当年也算是个天文数字了，她要求全部兑换现金，然后立刻拿走。
管凤坤极力建议让她把钱存起来，以便可以得到高额的利息。
这样处理方法很聪明，如果让黄淑珍带着现金离开，很可能就追究不到事情的真相了。
黄淑珍在管凤坤的劝说的下，不禁动了心，用六个人的名字存了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她仅仅取出了65元，打算离开。
不过，黄淑珍没走几步，就被民警拦住了。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亲自带着民警出动了。
原来，在管凤坤拖延时间交涉过程中，其他银行工作人员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沈阳市公安局，
在民警的调查下，黄淑珍最终交代了自己伙同丈夫一起盗窃沈阳615厂黄金的事实。
谁都没想到，眼前的妇女看起来其貌不扬，却是19年前新中国第一黄金盗窃大案的主谋。
那黄淑珍夫妇是如何盗窃的黄金？他们使用什么伎俩能逃匿整整19年？
（银行老照片）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我党的领导下，英勇克服着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冶炼从民间收集黄金、白银，然后从国外换粮食。
当时，沈阳615造币厂就承担着国家的这项任务。
（沈阳615厂的照片）
对于沈阳615厂而言，黄金冶炼是一项秘密任务。
为了防止信息传出去、被贼人惦记，工厂规定黄金以后的代称叫“100号”，白银的代称叫做“200号”。
同时，615厂还设有高墙大院、专人管理。
对外而言，615厂做的防盗工作还算不错，但是615厂在内部管理上有很大疏忽。
刚收回来的黄金、白银直接被散放在车间的地上，而冶炼后的成品也仅仅是先被封在木箱后，再放置到临时搭建的仓库里。
对内而言，615厂的防盗措施少得可怜，防盗效果也是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
因此，这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而时任生产科的科长关庆昌就是这样的人。
在建国前，关庆昌是抚顺市警备队的文书，因长期被国民党政权腐化，他形成了贪婪、伪善、阴险的性格。
对于黄金冶炼这一秘密任务，关庆昌是铁了心的要捞点好处。
刚好他的妻子黄淑珍是厂里的工人，于是他多次怂恿妻子要拿点“金疙瘩”回来。
（80年代工厂内部照片，非本次事件）
黄淑珍不敢违抗自己的丈夫，慢慢地偷带了一些碎金回家。
虽然每次量不多，但慢慢地攒了一斤左右。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然而关庆昌却不满足。他一直想着要干一票大的，想要发笔横财。
这就引出了后面的惊天黄金偷窃大案。
关庆昌把想法告诉了妻子黄淑珍。
两人一拍即合，便开始商量盗窃计划。
关庆昌本想根据厂里的资料找出成品金银的存放位置，但是没有任何收获。
这个时候轮到黄淑珍“出马”了。
她主动找负责包装的女工们攀谈，很快就找到了存放“100号”黄金的临时仓库。
（80年代冶炼厂的照片，非本次事件）
黄淑珍获得这条信息的时间是1961年3月17日星期五。
贪婪的关庆昌第二天就想去偷窃，因为第二天就是星期六。
他觉得当时很多工人都在家中休息，所以在偷窃时遇到的阻力会很小。而且如果能得手，那需要两天后的周一上班后才能发现情况。在此之前，他会有充裕的时间来处理犯罪现场。
同年3月8日晚上18点钟左右，在带上手套、羊角锤和锤子等物品后，关庆昌出了家门。
但他并没有直接去仓库，而是到了办公室，把所有的作案物品锁在了办公柜里。
接着，他去了工厂浴池。他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态度，主动和工人们攀谈起来，声音还很大。
他在耍什么小心思？
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大家能在这个时间点记住自己，以制造“不在场”的人证。
他匆匆洗澡后，立刻穿上衣服回到办公室，戴上作案工具向仓库潜去。
有了黄淑珍提供的“情报”， 关庆昌很快就找到了“100号”黄金所在的箱子。
他使尽全身力气，用羊角锤把箱子外面的铁丝绞断，然后撬开箱子的木板，吃力地把两块共800两（50斤）的金块拿出来，再用绳子捆好，挂在脖子上。
沉重的金块和绳子把他勒的气喘吁吁，在路过自己的办公室时，他本来想过去歇歇，但这个念头迅速被他否决了：还是回家吧！以免夜长梦多！
刚好当时天下大雨，宽大的雨衣给关庆昌很好的掩护。走在路上，谁也看不出他雨衣下隐藏的秘密。
不久，关庆昌回到了家中，和妻子一起把金块藏在了床底的筐子里。
关庆昌并没有在家中休息，接着来到家附近的歌舞厅，和在这里的邻居、熟人谈笑风生，在工友面前“露脸”。
目的同样是在制造“不在场”证明。
当一切计划完成以后，他才在安心的在音乐的伴奏下开始肆意扭动。
（上个世纪歌舞厅的照片）
从出门到洗澡，再到偷窃、回家、去舞厅，这一切动作关庆昌在短短的三十分钟里就完成了，而且留下了大量的人证。
正是因为这样，关庆昌才能逃避法律制裁19年。
1961年3月20日星期一，一名包装组的工人发现了箱子被撬开、两块黄金不翼而飞。
他立刻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组长郭家惠。郭家惠听后，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时竟然想不出任何办法。
在赶到仓库后，郭家惠看着地上散落的包装纸和木板，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呆呆地站在那里。
在工人的呼唤声中，他终于缓过了神，然后去公安机关报了案。
（公安机关出警的老照片）
在收到这个案件后不到一个小时，公安机关就成立了调查小组。经过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盗贼一定是615厂的工人。
这是典型的监守自盗，这个判断十分准确。
当天，公安机关就开始驻厂查案。
为了方便办公，工厂领导把生产科的办公室给腾了出来。这让关庆昌十分庆幸，幸好自己当天没有把金子藏在那里。
在厂长办公室里，包装组组长和发现失窃的工人首先受到了公安机关的问询。毕竟他们是第一发现人和直接责任人。
虽然问了他们很久，但是公安机关也没有从他们身上找到有力线索，只能再去调查其他人。
（工人接受集体审查的照片）
作为生产科的科长，关庆昌也被列为重点调查人员。
当公安机关要求他讲清楚周六晚上和周天全天做了什么时，他冷静地背出了心里早已重复了千百遍的话：“我五点钟下班，六点钟去工厂洗澡，六点半去家附近的舞厅跳舞，在那里待到10点钟才和邻居一起回家，路上还劝和了一对吵架的夫妻。”
关庆昌对时间的把握十分紧凑，而且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人给他作证。
就这样，公安机关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后来，公安机关又在现场有了新发现。因为当天下雨，所以案发现场留下了盗贼的脚印，而且根据铁丝被绞断这一手法来看，盗贼使用作案工具应该是一把羊角锤。
（一把普通的羊角锤）
客观来说，在当时信息传递不流通、没有监控的条件下，公安机关能做出这样准确的判断实属惊人，可见他们的经验之丰富、调查能力之强。
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传到了关庆昌的耳中后，关庆昌回到家，连夜让老婆找了一双旧鞋、把旧鞋的鞋底拆掉、替换到现在穿的鞋上。
他还把自己的羊角锤扔到了附近学校的厕所里。
就这样，关庆昌又一次逃过了检查。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作为一个内行，关庆昌知道，自己偷的黄金是纯度极高的工业黄金，市面上基本见不到，他们不能大摇大摆地去使用。
而且他们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工友们经常相互走动，他们觉得总有一天会被同事们发现。
慢慢地，这两块黄金反而成了他们的心病。
后来，关庆昌想把黄金给融了，为以后出手做准备。
然而黄金没融成，闹出的动静却惊扰了邻居，他们直接被邻居举报了。
他们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才摆平了这个事情，觉得单位房子是不能继续住下去了。
不久以后，关庆昌搬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老平房里。他还把新家的围墙加高，以防别人看到自己的家里。
关庆昌在院子里栽了一颗树，想用树叶做自己的“遮羞布”。而且，无论家中有没有人，大院外面都要上锁。
为了逃避法律惩罚，他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恶果最终还是会产生恶报。
为了保密，关庆昌夫妻从来不和邻居家来往。不仅如此，他们还禁止儿子和同龄人玩，这简直不可思议。
（小孩们玩耍的老照片）
但是爱玩、爱热闹是小孩的天性，最初他们的儿子还是会偷偷和附近的小朋友们玩耍。
他们发现后，经常打骂儿子，不让儿子吃饭。由于经常受到训斥，这个活泼的孩子慢慢变得偏激、孤僻、不合群。
这样的性格对孩子的人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创伤，直接导致孩子一直以来很难和他人构建亲密关系。
而且在孩子结婚的时候，因不敢请亲朋好友到家里做客，关庆昌只能在家里备了一桌喜宴。
这引起了亲家和儿子的强烈不满，原本的一桩喜事最终闹得很不愉快。
恶报不仅影响了孩子，还直接影响了关庆昌的父亲。在此之前，老人的身体硬朗，而且干活做饭都是一把好手。
但有一天，关庆昌实在憋不住了，他向老人坦白了偷金子这个事情，老人听后吓坏了。
但由于护犊心切，老人并没有去举报儿子的罪行，而是把这件事埋在心里。
老人在家中天天以泪洗面，慢慢地吃不下去饭，精神也变得恍惚了，一年之后便去世了。
关庆昌不敢给父亲办丧事，只能匆忙安葬了事。
这不禁引起了乡亲们的好奇：老爷子本身身体不错，怎么突然去世了呢？而且为什么这么着急下葬呢？
只有关庆昌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被自己做的坏事吓死的。
因为偷金一事，关庆昌的夫妻关系也很不好。他的妻子经常说，有钱花不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天，两人又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了争吵。关庆昌一时怒火中烧，直接打了妻子黄淑珍几个耳光。黄淑珍被打疼了，她捂着脸大骂道：“你臭美什么？你做过什么事都忘了？！”
关庆昌听完后直接蔫了。因害怕自己偷黄金的事情被老婆举报，他急忙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连声说道：“都是我的错，我打你几个，我就还你几个。”说完，他继续抽自己耳光。
但黄淑珍还是觉得委屈。她还继续闹，最后关庆昌有气无力地说：“你要是揭发我，我就去上吊。”好说歹说，两人才结束了争吵。
虽然家庭生活是一团乱麻，在外工作时，关庆昌还要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实际上，偷金这件事在无时无刻地折磨他。
平时和同事说话时，关庆昌就害怕说出金字；在单位睡觉时，他甚至害怕自己说梦话，害怕把那件事抖出来；而且只要见公安机关进工厂，他就觉得心惊胆战、后背发凉。
这样的日子整整折磨了关庆昌夫妇19年。在这些年里，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快乐，相反整日生活在偷窃带来的恐惧里。
1980年3月，国家宣布提高金银收购价格。得知消息后，关庆昌夫妇显得喜出望外。
他们觉得，兑换的人肯定会很多，可能没人会注意他们。而且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大家可能会把那件事给忘了，所以他们认为是时候出手黄金了。
经过商量，这对夫妇决定先卖掉一小部分黄金，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计划。
当晚，关庆昌从院子里挖出一个埋藏多年的罐子，然后从中掏出了一大块黄金。
他从上面锯了六斤多，把一半递给妻子，剩余的一半被他藏在手提箱里，用来以后找准机会再次出手。
第二天早上，关庆昌让妻子带着黄金去银行换钱，自己则是在单位等待妻子的“好消息。”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事，妻子在银行兑换时露了馅，于是出现了开头讲的场景。
在公安机关的审问下，黄淑珍把什么都招了。
此时，关庆昌还在单位幻想着以后和妻子庆祝的场。然而，当听到保卫科长以及公安机关的传唤时，他才知道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在庭审上，关庆昌果断承认。因还没来得及销赃，800两的黄金被悉数追回。
根据法院的审理，关庆昌本被判处死刑，后来因为新法实施，他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这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判决结果，他将终其一生为自己的行为赎罪。
至此，历时19年的黄金盗窃案终于破获，犯罪分子也被一网打尽。
在消息发布的那一刻，615工厂全体员工欢声雀跃，大家纷纷买酒庆祝。
据说厂区旁边商店的酒都销售一空，大家对这件事的痛恨可见一斑。
结语：
纵观这起黄金盗窃案，罪犯关庆昌虽然实现了贪欲，但这让他原本美好的家庭生活变得阴暗蔽日，儿子扭曲了性格，老父亲丢了性命，夫妻之间也是矛盾不断。
在这19年里，他始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甚至在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
仔细想想，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归案后，关庆昌将穷尽一生为自己荒唐的行为赎罪。
如果他当初没有被欲望蒙蔽双眼，而是靠自己勤奋的双手工作，那他现在应该会子孙满堂，家庭幸福吧？可是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人就要为自己做的错事付出代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钱没有错，但要用恰当的方式，不要贪心。
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最终的结果会是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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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每个金店的售价也不完全一样。可以注意观察黄金期货或者黄金实时报价以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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